風雨60年:《文史哲》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您現在的位置:公務員期刊網>>論文范文>>文學論文>>古代文學論文>>正文

為深入貫徹十九大精神,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8日,《文學遺產》編輯部邀請部分在京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以“貫徹十九大精神,總結四十年成就”為主題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座談會”,共有十四位專家代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出席會議并發言?!段膶W遺產》編輯部的學術編輯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部分古代文學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體記者參加了座談會。

以朝代分為《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卷、《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卷、《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卷、《宋代文學研究》卷、《遼金元文學研究》卷、《明代文學研究》卷、《清代文學研究。2005、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傅璇琮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科學學術研究史叢書·文學專輯》,分為《中國詩學研究》、《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中國詞學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國戲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等。相關文章一種新形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研究:研究綜述古代文學研究的歷史想象“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論”五人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邊緣化問題不應存在的鴻溝。

著名學者、文學史家、北京大學教授褚斌杰先生不久前在北京不幸去世。褚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與思想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桃李芳菲,成績斐然。

作為中國人文學術60年發展變遷的一個縮影和一面鏡子,創刊于1951年的《文史哲》因其巨大的影響力而在中國學術界享有獨特的地位,也折射出古代文學研究的演進歷程。

中國古代文學內容編寫研究

[摘要]供來華留學生使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種類豐富,但整個編寫成就與漢語教材相比還有著明顯的差距,這種狀況和整個文化教材的編寫在總體上有一致性。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應該借鑒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成熟經驗,探索出一條新路。為此提出以下編寫原則供同行討論,第一,點面結合,以作家作品為主;第二,中外結合,注重交流比較;第三,古今結合,古為今用;第四,講練結合,語言文學并重。[關鍵詞]來華留學生;古代文學;教材編寫;原則隨著漢語國際教育事業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可以在居住地很方便地完成漢語初級階段的學習,而且由于教師、教材等各方面因素的保障較過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這就使得近年來華留學生的漢語水平也越來越高,對中華文化知識需求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其中,中國文學方面的課程不僅是很多學校漢語言本科專業留學生的必修課程之一,同時也是眾多入系留學生和語言進修生選修的課程之一。但是我們也發現,這類課程的相關教材不僅種類少,而且內容與形式上也都與教學對象的要求有些距離,這與目前語言類教材的所取得的成績相比反差比較大,其中尤以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狀況為甚,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漢語國際教育新形勢下來華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進行討論。一、現有來華留學生使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材分析供留學生使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材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選用為中國學生編寫的教材,這類教材談不上針對性,一般在使用過程中會對內容有所選擇,講解深度上也有所調整。教師選用這類教材大都是權宜之計,本文也不作討論。另一類是專為留學生編寫的古代文學教材。和前一類教材不同,這類教材的編寫者大都是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編寫目的明確,有語言水平意識,這些因素無疑使這類教材在適用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觀。我們可以從以下比較有代表性的4類教材看到在適用性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點。張德鑫《中國古典文學概觀》②出版于1995年,是作者在美國任教時用英文給大學生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課的過程中編寫而成的。作者在縱覽整個中國古典文學史的基礎上,用主要篇幅介紹各個發展階段的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作家作品。用英文介紹作家生平,主要作品的內容和總體風格,列舉大量作品片斷并附英文翻譯。整部教材主體用英文寫成,目的是介紹包括古典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此書出版后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成為很多用英文對外國學生進行文學教學的教師的重要參考書目。但是,本書也因為教學對象和環境的限制,沒有體現出與漢語教學的緊密關聯,也沒有體現出對外漢語教學的特點。由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和加拿大滑鐵盧大學孔子學院李彥教授合作編寫的《中國文學選讀》,采用中英文雙語編寫,以避免純中文教材使外國學生望而生畏,而純英文教材又與漢語脫節的不足,而且每章后面都附討論題。①
這部材的內容包括了中國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其中古代文學部分可以看做是在《中國古典文學概觀》基礎上的進一步嘗試與完善。袁行霈《中國文學史概要》②是作者在日本大學講學時的講義整理而成的。因為對象是中國文學專業的日本大學生,所以作者打破了國內一般文學史以史為總綱的編排方法,按概論的方式闡述中國文學史??傉撝掳凑赵姼?、散文、詞曲、小說幾種主要體裁分別進行史的介紹,兼及介紹著名的作家作品。條分縷析、簡明扼要。由于學生的漢語水平較高,作者講座和寫作都是用漢語進行,因此我們也找不到從對外漢語教學的角度考慮問題的痕跡。劉廣和、葉君遠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讀》③是“對外漢語教學?中國文化系列教材”之一,第一次明確了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的關系。參編者大多是從事漢語教學與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一線教師。這部教材的“對外”特色體現在作家作品的選擇和語言處理上,解釋和介紹性的文字力求簡明,對過長、過難的作品,“哪怕是名篇,也不得不忍痛割愛”。不過,其內容的選擇和語言的處理仍有有悖初衷的地方。比如在《馮諼客孟嘗君》一文中,“就國”的注釋為“到自己的封邑去”,“就”的解釋很好,“國”的解釋就值得商榷。較這部教材出版稍晚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綱》也是一部專門為高年級外國留學生編寫的中國文化課教材,為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本科系列教材“文化書系”中的一本。編排體例與中國學生使用的課本相類似,但內容明顯做過篩選,更為精簡,每節后附有思考題。從課堂教學的角度看,本教材要求學生有較高的漢語水平,尤其是閱讀能力,也需要教師在備課時多花些功夫。④歐陽楨人《中國古代文學史》⑤是2008年出版的一部教材,從編寫體例上看進一步體現出文化與對外漢語教學的密切關聯。首先,編者遵照了國家漢辦頒布的《外國留學生本科教學大綱》中關于中國古代文學的要求;其次,在每一節中都設計了練習,有詳細的注釋,分為精讀和泛讀兩部分,整體安排更適合于留學生的課程教學。當然,作品的選擇和注釋的繁復讓一部分使用者感到美中不足。此前曾有來華留學生漢語言專業高年級教材《中國古代文學?小說卷》出版,作者從事對留學生的古代文學課教學多年,因此本書的編寫體例很適合教學,尤其是練習部分更有與漢語學習結合的特點??上У氖桥c之同為一個系列的詩歌、散文、戲曲卷均未見出版。⑥從以上幾部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出這樣一些嘗試:從教學語言的選擇,到結構的重新組織,再到根據語言水平進行內容的調整,最后到根據專門針對留學生的教學大綱進行總體設計與編寫,可以說,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也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逐漸意識到自身與對外漢語教學的密切關聯。二、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相關問題的研究由于在漢語教學領域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一直是“小范圍”存在,關注者不多,因此其研究成果也較少,但在已有的成果中,我們還是可看到研究者在這一領域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涉及到了與此相關的一些重要問題。首先,中國古代文學課在漢語教學高級階段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文學為語言學習提供了深廣的背景和特有的深度,⑦作為文學課一部分的古代文學課也有同樣的作用,這是近些年來幾乎每一個相關研究者都持有的立場。其次,中國古代文學課的教學應該和教材編寫結合起來考慮,尋找其在漢語教學中的準確定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多留學生的中國古代文學課使用的教材和中國學生使用的教材是一樣的,這或許就是古代文學課令學生望而生畏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者說是讓古代文學課陷入困境的一個致命原因。①這種狀況其實是和古代文學課在整個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定位密切相關,只有明確定位,將它定位為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一門課,②課堂教學的問題和教材的編寫統籌考慮才成為可能??上驳氖?,根據漢辦《漢語言專業課程設置表》和《漢語水平等級標準和等級大綱》,重新編寫相關教材已經成了眾多的嘗試之一?!吨袊糯膶W史》前言中有這樣的介紹:“將冗長、艱難的文學史課程,立足于對外漢語教學課堂的特殊性,進行了一次適合教學實際的表述”。③
這也被看成是解決中國古代文學課課堂教學問題的一種方向。再次,中國古代文學教材在文化課教材中有著特殊性。作為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的一門課程,古代文學有著自身的特點,因此教材的編寫也要體現出特殊性。研究者們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提出了諸多解決辦法,如雙語編寫、傳統的吟誦的感性方式、借助多媒體手段④;在世界范圍內對比中外文學,激發學生興趣;⑤培養留學生的漢學意識等等。盡管這些設想都是將課堂與教材編寫結合起來考慮的,但是在課堂教學嘗試容易,落實到教材中還有一段路要走。通過對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再結合對已有的留學生用古代文學教材的考察,我們發現,總體上留學生用中國古代文學教材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第一,總體編寫思路缺少外向創新。幾部教材都是立足中國古代而且局限于中國古代,缺少傳播交流意識,沒有國家之間的橫向比較,這就無法展示中國古代文學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與國外文學的不同特征。第二,作品選編標準過于隨意,幾部教材雖然都共同提到一些著名的作家,但選取作品時各有標準,沒有充分考慮到文學和文化、文學和語言之間的相互促進的關系,使這門課完全獨立,甚至有孤立之嫌。第三,漢語水平定位不夠準確,尤其是編寫過程中執行定位不夠嚴格,如上例所提及的“就國”的注釋,將“國”解釋為“封邑”是準確的,但這個詞對學生來說也是生詞,陷入了以生詞解釋生詞的循環,如果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解釋成“領地”、“封地”、“帝王授予的土地”都會比“封邑”好一些。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對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還需進一步討論研究,尤其是編寫原則需要首先明確。三、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編寫原則與方法討論文學史知識是文化知識的一部分,它是明晰的、易于為學生所接受的;文學史中的作家、作品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作家自身和作品本身卻不是清晰單純的文化知識,而是體現著傳統中微妙的文化信息。這些微妙的文化信息可以對讀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使讀者了解、體會到一種生活方式,包括情感思想的語言表達方式,并慢慢欣賞一種文化的價值體系。⑥
正因為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多年來文學教學一直在第二語言教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為了讓留學生在課堂上學習掌握中國古代文學知識,同時有助于漢語水平的提高和微妙文化信息的獲得,本文提出以下幾點編寫原則供各位同行討論。第一,點面結合,以點為主。這里的“面”指的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概貌,“點”指的是具體的著名作家或作品。點面結合,以點為主,就是要給學生提供史的線索,但重在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疾鞄撞课膶W史教材,大都充分注意到了史和重要作家作品這種點面的結合,但比較而言,對作家的重視還遠遠不夠,文學史的文化意義絕不僅僅在幾部代表作品,還在于充滿人格魅力的歷代作家。對作家的重視,可以讓思想呈現為鮮活的精神、讓心理呈現為豐富的情感。因此,文學史中的“點”是作品和作家結合,而且作家應該是那些個人修養深厚、文化含量豐富的作家,能引導學生從他們身上體會到豐富且細微的中國文化的氣息;作品也應該是那些優美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特色的作品,使文學、語言、文化的教學完整地融為一體。第二,中外結合,注重比較交流。結合中國古代文學的對外傳播,建立學生的比較意識。對學生來說,孤立地學習中國古代文學遠不如和自己國家歷史上的文學比照著學有興趣,這在教學實踐中得到過證明,因此,借鑒目前的漢學研究成果和方法,培養留學生的“漢學意識”,既能幫助他們提高學習中國古代文學的興趣,同時又能開闊他們的眼界,培養他們的比較研究能力。而無論是面向中國學生的古代文學教材還是留學生用的教材中往往對這項內容重視不夠,為了引導、培養留學生比較交流的意識,補充這方面的內容是必要的,另外,在練習中也應該設計好相關題目,發揮學生對本國文學比較了解的優勢和交流的主動性,將學習與研究意識結合起來,使課堂教學得以延展。第三,古今結合,古為今用。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作為一個整體所體現出來的精神其實就是中國的傳統精神,其對當代中國人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F代人筆下、口中典雅的語句以及行為、志趣中的古典情懷,既是古典對現代的悠悠影響,也是現代對古典的生動詮釋。在這門課上做到古今結合,一方面有助于學生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和知識理解古代的作家作品,也有助于學生了解中國當代社會種種現象背后的傳統的根源,更好地了解、理解當代中國。這就需要我們在編寫教材時時刻抱有現實觀照意識,或由古及今,或由今及古,賦予古代文學以現代意義。當然,像《中國文學選讀》那樣將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合起來編寫也是一種基于實踐的嘗試,甚或可以借鑒《中國文學概要》的體例,將古代與現當代文學按體裁統合編寫,使其更有基于對外漢語教學的對外古代文學教學的特色。第四,講練結合,語言文學并重。高級漢語的教學一直是漢語教學界的一個難題,讓漢語水平更上一層樓的方法之一就是結合專業學習來實現漢語水平的提高,這一觀點為大多數教師所接受,因此,打破課堂上教師的一言堂,將介紹文學史知識和提高學生語言水平這雙重目的融合在一起就成為了文學史課堂要完成的特別任務。如果我們再結合目前學生的實際情況來分析,就會發現這種結合尤其必要。因為大部分學校漢語言專業本科留學生畢業時雖然都有
HSK等級的要求,但漢語水平提高的空間還很大。有位漢學家曾說過:“如果不具備較高的古典詩文的素養,是很難駕馭高級優雅的現代漢語的”。①以上觀點只是個人將多年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過程中產生的一些想法整理而成的,也受到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啟發,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但也有一些是經過實踐證明有效的。這些觀點更多是從課堂教學中得到的思考和總結,如何將這些原則落實在教材的編寫中,恐怕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尤其是需要更多的來自課堂教學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細致研究。四、余論本文所談到的只是中國古代文學課教材存在的問題,而本人在與一些學校的現當代文學、歷史等課程的任課教師交流中發現,不少任課教師也認為他們使用的教材存在同一性質的問題,這說明不僅僅是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水平與成就和漢語教材的編寫水平與成就相脫節,這種狀況和文化教材的編寫在總體上有一致性。近些年來,漢語教學的教材建設已有長足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值得學習推廣。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也包括其他中國文化類教材的編寫一方面要借鑒這些成熟的經驗,另一方面也應該認真研究文化課教學的目的、內容、形式、方法等一系列自身面臨的問題,在認真研究的基礎上走出文化類教材編寫的一條新路。作者:王學松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漢語文化學院

閱讀次數:人次

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研究員主持,他指出,改革開放四十年,有兩重意義,一個是國家層面的意義,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對于古代文學而言,從口述史的角度看,四十年是一個時代的重要門檻,都是歷史的親歷者,必然造成口述史的高度發達,必將深刻地影響今后文學史的書寫;而八十年則是“集體記憶”的邊界值。因此,今天我們站在四十年的門檻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研究;古代文學;學術;中國;古典文學;回顧;出版;反思;文學評論;二十世紀

褚先生一生學術研究的重點,是先秦兩漢文學,首先是先秦兩漢文學史的研究;先后出版有《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先秦文學史》、《兩漢詩傳》等著作?!吨袊膶W史綱要(先秦秦漢)》內容全面,豐富,而又能提綱挈領,被認為是最適宜教學用的先秦兩漢文學史教材;褚先生擔任主編的《先秦文學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本,是今天最具權威性、內容最全面、完整的關于先秦文學的文學史著作。

1951和1952年中共中央在全國高校開展的改造知識分子運動,其主旨是清除英美資產階級思想在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新學術,而《文史哲》的創刊恰逢其時,其創辦宗旨在創刊號《編者的話》中表述得相當清晰:“刊登新文史哲的學習和研究文字,通過這寫作的實踐,來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并藉以推進文史哲三方面的學習和研究?!边@一宗旨既適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學術文化生活中取得正統地位的實際,又適應了建國后新的意識形態下學術文化的發展方向,更與抗美援朝的時代氛圍密切相關,這是《文史哲》得以引領中國學術的關鍵因素之一。

學者們總結了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積累的寶貴經驗,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予以深入分析,并對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充分討論。

A New Type of Study of the Stud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Review

褚先生在先秦文學研究方面最有創造性的,應該是《詩經》及《楚辭》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先后發表了《屈原——熱愛祖國的詩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偉大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等論文。褚先生的《詩經全注》、《楚辭要論》是他眾多《詩經》、《楚辭》研究著作的代表作,《詩經全注》在繼承中國古代《詩經》研究史優秀成果的基礎上,撥亂反正,對《詩經》305篇作品進行了精到的詮釋,獲得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冻o要論》則既包括了對楚辭重要問題的論述,又有對屈原作品的新訓解,繼承了游國恩、林庚先生的研究特點,體現了漢學與宋學并重的研究境界。

不過,創刊之初,《文史哲》刊發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歷史和哲學方面,古代文學研究則相當落寞,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以反封建傳統文化相號召。所以,面對一系列馬克思主義哲學概念和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話語,古代文學學者們有點不知所措,從而導致國內古代文學研究界普遍存在著“失語”的現象。這種狀況在1953年該刊第4期刊發的署名“山東大學古代文學教學小組”的文章《中文系學生古典文學常識水平的初步探索》得以反映。這反倒讓學者們進退失據,更加謹慎。

一、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張可禮,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山東濟南 250100)。

褚先生對于先秦兩漢文學中的許多重要問題,都有深入研究,這些論文,也見于褚先生的各種研究著作,特別是晚年出版的《古典新論》,收集最為全面。褚先生所著《中國古代神話》,是較早對中國古代神話進行全面整理及研究的著作。

當然,面對著歷史和哲學研究在《文史哲》蓬勃展開的形勢,有的古代文學研究者為緊跟時代政治的鼓點,也在努力探索,比如劉夢溪在1951年11月出刊的該刊第一卷第4期發表的文章《漫談控訴文學》和1952年1月出刊的第一卷第5期刊發孟非的文章《〈儒林外史〉里面的兩種“讀書人”》,都試圖用當下的政治話語來解釋古代文學作品。

第一,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思想大解放、經濟大發展背景下,不斷探索其歷史、現實價值與學科定位,時刻與現實社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研究綜述是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興起的一種新形態的文學研究的研究。研究綜述的興起有兩個重要的契機:一個是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一個是改革開放30周年。從70年代末以來,研究綜述大體可分為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80年代后期到2008年和從2008年開始的三個階段。研究綜述有論文、專著和叢書等多種類型。其內容有綜合性的,有專題性的。研究綜述對于我們了解20世紀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狀況和推進今后的研究,有重要意義和價值。今后的研究綜述,應重視拓展范圍、深化理論。

褚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奠基人,《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對中國古代的各種文體起源、特點、發展有深入的辨析,是中國古代文體研究的標志性研究成果,該書曾獲1991年北京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給《文史哲》古代文學研究帶來轉機的是1954年第9期刊發的藍翎、李希凡的文章《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他》。論文試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批判俞平伯等舊紅學家“形式主義”的考證方法。類似的文章還有同年第5期發表的陸侃如關于《儒林外史》的評論和趙儷生關于京劇《玉堂春》的文章。藍、李二先生這篇文章的機遇就在于,毛澤東讀到這篇文章后,就號召有關部門開展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因為這篇學術文章所批判的俞平伯,在學術上是捧著胡適的衣缽,這就和胡適聯系起來。在1951年9月至1952年秋發起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中,作為大學生的李希凡就在1952年第4期發表了《批判我的教條主義脫離實際的文藝學習》來響應這場運動。

石昌渝研究員認為,改革開放打破了此前的一些認識誤區,使古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地位得以恢復。詹福瑞教授認為,中國四十年來的發展,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改革開放為中國找到了一條正確、光明的道路,也為文學研究找到了符合自身發展的科學、正確的方法。他反對試圖脫離社會、不顧人生的文學研究,他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回到了真正的科學意義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態,不僅厘清了何為宣傳、何為表態、何為研究的界限,而且形成了政治有紀律、學術無禁區的制度規矩,使古代文學研究無論從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寬松、更加開放,從此確立了以學術為中心的多元評價機制。郭英德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中華文化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今天的海外學者“閱讀中國”提供了豐富的學術成果,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便被歷史和現實賦予了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劉勇強教授認為,古代文學身份的確立是與近代文化轉型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學歷教育的全面恢復,這一確立得到了最后的強化。從文學內部的原因看,對文學功能與意義的認識即是古代文學定位的內在理據。廖可斌教授將一百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分為三個階段,即上個世紀前半葉的五十年,后半葉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并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一直與社會現實具有密切關系;他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實現了文學觀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的整體性、根本性轉變,基本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研究體系;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學研究,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學方面作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大變化,就是實事求是學風的回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討古代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生活的良性關系,構建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生態。劉寧研究員認為,四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的成功經驗,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以八九十年代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發了學術創造的活力;其二,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規范化追求、“學科化”發展,使學術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潛與積累。前者代表了改革開放的活力,后者體現了改革開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輝煌,正得益于活力與理性的結合。

古代文學/研究綜述

褚先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達五十余年,見證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全過程。早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時,褚先生就著成《白居易評傳》,直至今天,也是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參考書。1953年至1956年,褚先生先后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等重要報刊發表有關《詩經》、屈原及楚辭、白居易《長恨歌》、李后主、李清照、《三國演義》、魯迅、美學等研究的長篇論文,在當時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作為對這次政治運動的配合,《文史哲》在1955年第1期刊發了17篇《紅樓夢》研究的文章。有意思的是,這17篇文章所表現出來的兩種為學傾向也奠定了日后《文史哲》古代文學研究的兩種格局,即立足于學術本身、堅守架構馬克思主義新學術的初衷、用唯物史觀來審視古代文化遺產和將古代文學作為緊跟政治運動的借題發揮的媒介與闡發意識形態觀念的載體。這也導致《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徘徊與彷徨。

第二,古代文學的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和成熟,學科地位不斷加強,初步形成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思考,并在批判繼承中不斷推陳出新。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研究,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出現了一種新形態的文學研究的研究:研究綜述。自70年代末到現在,研究綜述相繼大量涌現,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里的一道新的“亮麗的風景線”。

褚先生的學術研究,涉及到的領域比較廣闊,就學科而言,包括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1958年后,褚先生轉入中華書局工作,曾經先后擔任哲學、文學編輯室編輯。他先后整理出版了多種古代歷史、哲學、文學著作,如參與標點二十四史,為各種古籍注本作責任編輯,也撰寫部分哲學學術論文,如《“毋友不如己者”辯》,是研究《論語》的論文,《尚書引義》、《周易外傳》前言,則屬于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這兩篇序文對《尚書》、《周易》的內容及王夫之《尚書引義》、《周易外傳》在學術史和思想史上的意義有全面的論述。另外,如論文《略論儒、儒學和儒教》,對儒、儒家、儒教的字義、形成、特質等問題有精辟論述,而主編之《儒家經典與中國文化》一書之序言《儒家經典的特質與構成》,對儒家經典的形成,“五經”與“十三經”的發展演變軌跡,有詳盡的考察。

立足于學術本身是《文史哲》的編輯者們自覺堅持的辦刊方向。在1954年第7期至1955年第12期,《文史哲》開始連載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文學史稿》。這組文章力圖用唯物史觀來建構古代文學史研究的話語體系,成為以后諸多中國文學史的“母本”。陸、馮二先生還分別在1957年第1期和1957年第5期,就文學史的編寫發表了《關于編寫中國文學史的一些問題》和《關于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商榷》。之后,《文史哲》也相當注意文學史問題的討論,如1957年第6期刊發時萌的《關于中國文學史分期問題的探討》、1963年第2期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兼與幾部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商榷》等。而且,即使在政治氣候日益嚴峻的時期,《文史哲》的編輯者們仍在盡力堅守雜志的學術特性。1955年第1期刊發的17篇文章中,有7篇是論述“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人民性、人物形象及其評價問題的。馮沅君、童書業、苗得雨等學者的文章,大都立足學科本身進行研究。

陶文鵬研究員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者在學術創新、古今貫通、古代文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例如吳世昌先生在紅學、詞學、詩學、經學、史學等多個學術領域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就是不斷創新,開辟新路;吳世昌、章培恒在古代文學的古今貫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王國維、朱光潛、錢鍾書、程千帆、葉嘉瑩等先生都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文學理論命題。葛曉音教授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開放中走向成熟”,不但順利完成了古典文學研究隊伍的代際交替,而且研究領域的廣度得到極大的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極大的更新,甚至對海外學術成果和各種新理論的吸收,也從崇信走向理性。石昌渝研究員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方法與選題上,都經歷了艱苦的探索。事實上,古代文學研究應該遵循實事求是原則,要從文學作品和文學歷史的實際出發,在歷史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中評價作品,尋求文學發展的真相。另外,研究方法上的宏觀與微觀研究,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轉化。宏觀必須以微觀、專精為基礎,微觀必須有宏觀的視野,必須在歷史事實的全部總和以及事實的各種聯系中去把握個別。左東嶺教授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業績與特點就是“成熟”,并從五個方面對古代文學的“成熟”特質予以解釋: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既堅持學術研究的本位立場,尊重學術的獨立性與嚴謹性,又自覺承擔起文化傳承、文化重建的現實使命;二是學術規范體系逐漸完善;三是研究格局日趨均衡與立體化;四是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圓融自覺;五是中外學術交流的均衡與成熟。劉躍進研究員從五個方面總結了中國古典文學四十年來的成就:一是研究隊伍空前擴大,學術梯隊已經形成,學術研究后繼有人;二是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已經成為常態;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四是學術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密切關注時代變遷與社會發展;五是學術研究重點更加明確,初步確立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研究目標。他還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經驗,就是回歸馬克思主義經典、回歸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并對“中華文學”之于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文獻整理的時代特色對于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理論研究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等問題發表了意見。劉勇強教授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文獻整理、史實考辨、理論闡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杜桂萍教授結合古代戲曲文學研究,指出了四十年戲曲文學研究的三個特點:一、戲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呈現出系統化的特征,極大推動和促進了戲曲的研究;二、戲曲文本的閱讀和闡釋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方法,戲曲文本的“體”的特性逐漸受到關注;三、中國戲曲理論經過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已經進入當下的理性思考階段。劉寧研究員認為,古典文學“學科化”的迅猛發展,具有兩個突出特征:一是學術規范意識不斷強化,二是學術范式影響不斷加強。

這里所說的研究綜述,指的是以大量的研究史料為依托,對古代文學研究中某一問題的研究狀況進行分析、歸納、綜合論述,以便使讀者用較少的時間和精力,對該問題研究的內容、意義、歷史、現狀、水平、發展趨勢等,有一個比較完整、系統、明確的了解,進而從中獲得有關信息,受到啟示,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可靠的依據。一般的研究綜述是述評結合,有回顧有前瞻,所以有一些研究綜述,也取“述評”、“回顧與前瞻”、“概述”之類的題目。也有一些研究綜述,從題目上很難看出來,只有閱讀提要或內容才能知道。

褚先生的史學研究,表現出把史學研究和文學研究、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緊密結合在一起的特點,如《魯迅所受中國歷史影響和他對中國歷史的態度》,很早就注意到了作為文學家的魯迅與中國傳統史學的關系問題。后來,褚先生所撰寫的論文《司馬遷的史學與文學》、《司馬遷的漫游與史記的寫作》、《詩經與周代文化》、《詩經中周代天命觀及其發展變化》等也是著眼于文學與歷史、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多維視角?!栋拙右自u傳》以及《白居易》二書,更是把文學評論與歷史考釋結合在一起的成功范例。

從1955年第4期至第7期連載的蕭滌非的《杜甫研究》,代表著當時研究杜甫及其詩歌的最高成就。其他如黃云眉的韓愈文學研究、劉開揚的關于初唐四杰研究、傅懋勉的六朝文學研究、陰法魯對漢樂府與清商樂的考證、郭延禮對近代文學分期的思考、周汝昌關于陸機《文賦》的研究、張可禮的庾信研究等相關文章,均表現出精深的學術造詣。殷孟倫先生的文章,注重從語言的角度來研究古代名著。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第3期和第4期刊發的石書的兩篇文章:《歷史地具體地研究古代文學》和《談古典文藝理論研究中的一種傾向》,則分別論述了在泛政治化研究方法影響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簡單化傾向和在古代文藝理論研究中用現代術語機械地套用古代學術術語的危險性。

二、當前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褚先生上世紀50年代所撰寫的論文《魯迅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學習魯迅先生的創作經驗》、《重視我國古代美學著作的研究》,對于全面深刻地認識魯迅以及建設中國特色的文藝美學理論體系,都有重要意義。

《文史哲》最顯著特色是學術爭鳴。當時的《文史哲》并不懼怕學術權威,如1955年第6期,發表了賈斯榮的《關于〈論曹植〉》。該文就1952年郭沫若的《論曹植》一文對曹植的評價展開論辯,肯定曹植及其文學價值。同年第5期還刊登了程仁卿的《對〈關于宋玉〉的一點意見》,對郭沫若討論宋玉的文章進行商榷。1955年第8期刊出的黃云眉的《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1957年第11期張朝柯的《對林著“中國文學簡史”詩經部分的意見》、1965年第6期徐關通的《關于神話同宗教迷信的關系———與袁珂先生商榷》等文章,均表現出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力、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審慎的評判態度。在《中國文學史稿》連載完后,《文史哲》刊發了殷孟倫、袁世碩以及高亨、劉泮溪等的《“中國文學史稿”討論會發言稿》,就陸侃如、馮沅君的文章中表現出的對文學藝術重視不夠等問題提出意見。

四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研究綜述的大量涌現,既是傳統的文學研究的研究的一種賡續,更是20世紀70年代末與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這兩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所決定的。

褚先生上世紀50年代撰寫的《談三國演義》、《白居易生平和創作》、《李后主及其作品評價》、《關于〈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評價》、《論李清照及其創作》等論文,體現出了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和學術前瞻性。這些文章,對于推動相關問題的研究,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以后,褚斌杰先生對于上述問題,還有進一步的論述。

《文史哲》從1957年開設“小論壇”欄目。該欄目刊發了大量短小精悍的古代文學商榷文章?!段氖氛堋酚袝r會以“讀者來信”或刊發攻守雙方論辯文章的方式,反映學術爭鳴。

第一,關于文學與社會關系的理解問題。古代文學研究應該時刻與社會現實保持著密切聯系,這是古代文學研究實現自身價值的必要途徑。對此,廖可斌教授認為,文學研究與社會關系的過度疏離,或者過度否定文學研究的現實意義,有可能會使古代文學研究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古代文學研究進一步職業化、專業化、技術化,會導致選題和研究越來越不考慮價值判斷和對社會歷史人生意義的追尋,最終會與社會現實和民眾的文學藝術生活脫節,成為少數專業人員孤芳自賞自娛自樂的游戲,從而導致古代文學研究的日益邊緣化。

古代文學研究,如同長流不息的江河,浪浪相接,前后相承,沒有研究的止境。前人的研究是歷史,后人的研究不能取代前人的研究。新陳代謝,生生不息,是文學研究的一種屬性。古往今來的研究者在進行研究的時候,總是要顧及以前歷代積累的研究成果,把它們作為自己研究的新起點。這樣,不僅可以避免虛耗時間和精力,避免研究的重復和退化,而且能夠做到在以前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找到新的學術研究的生長點,發現新問題,作出新貢獻。重視研究的繼承性,繼往開來,這是研究古代文學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和規范。由此看來,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大量的研究綜述的出現,具有學術研究的普遍意義。

褚先生淡漠名利,待人熱情誠懇,謙虛謹慎,平易近人,長期工作在教學科研第一線,關心同學,獎掖后進,兢兢業業,一絲不茍,深受學術界和學生愛戴。褚先生還長期擔任中央電大中國古代文學(先秦、秦漢文學)課程主講教師,中國古代文體概述課程主講教師。從上世紀50年代到到退休,培養了一大批學者,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及教育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日益嚴峻的政治運動形勢下,編輯者們要堅守《文史哲》學術品格談何容易!從1954年以來,《文史哲》所刊發的古代文學文章,其主流是意識形態話語下的政治批判文章。在1955年第1期刊發的“紅樓夢研究討論專輯”那17篇文章中,有10篇批判胡適、俞平伯的。陸侃如發表的《胡適反動思想給予古典文學研究的毒害》,實際上是出于借批胡以求自保。而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在《紅樓夢》研究領域幾乎都有反映。1974年第4期李國濤的《大觀園里的造反生力軍》反映了文革,1974年第3期吳天穎的《試論〈紅樓夢〉的反儒傾向》反映了“評法批儒”,等等。1977年第2期署名“中共山東大學委員會”的文章《堅持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學習〈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剛被粉碎的“四人幫”。

第二,關于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與定位問題。詹福瑞教授認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是追尋文學的真實軌跡,勾勒其發展演進脈絡,發現規律,以此為依據解釋中國古代所發生的文學現象;它雖然不同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但其性質仍是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科學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趙敏俐教授認為,當前對中國文學本質特征的理解存在誤區,影響到對文學學科的定位問題。劉躍進研究員認為,“學科”與“學術話語”問題,是當下最為關注的兩個話題。劉勇強教授認為,古代文學的身份確立是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這必然與古代文化學術體系存在著一定的錯位,這種錯位在文化的結構性變化中越發凸顯出來,并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進而影響了古代文學的研究思路。另外,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熱”、近十年興起的“國學熱”以及最近將經學研究與西方古典學接軌的“中國古典學”,會對非經典性的古代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的研究形成又一輪擠壓。劉寧研究員認為,古典文學學科化、專業化程度的加深,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倘若過于機械繁雜,則會成為學術發展的阻力.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研究綜述的繁盛,主要有兩個契機:一個是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一個是2008年改革開放30周年。從諸多研究綜述所論及的時間看,主要是20世紀的。這種現象的產生,有其必然性。從長時段看,20世紀的結束,是公元以來第二個千年的結束。一千年結束了,世界要跨進新的千年,自然容易引發人們的回顧與反思。當人們回顧反思過去的一千年時,多是由近而遠,自然會更多地關注剛剛過去的20世紀。對中國來說,20世紀是內憂外患、災難深重的世紀,是急劇變革的世紀,也是一個經過廣大人民群眾和許多仁人志士英勇奮斗,社會取得了巨大進步的世紀。在20世紀的后期,現代化開始逐漸深入人心。在世紀之交,人們為了順應現代化的歷史潮流,自然會反思前瞻。在這種形勢下,長于感時憂世的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在許多領域里,相繼開始了對20世紀的回顧和反思。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以及文學和文學研究本身的內在變化,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的學術思想、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輸入,極大地推進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使古代文學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革,這種變革帶有質變的特性。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是如何演進的?有哪些成就?有哪些經驗和教訓?21世紀的文學研究如何在20世紀的基礎上向前發展?諸如此類的問題擺在研究者的面前。因此,20世紀70末以來,許多研究者具有相當自覺的回顧和反思意識,各種各樣的研究綜述,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蔚為大觀。

意識形態至上的古代文學研究實際上是把當下政治運動的觀念生搬硬套在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的分析中。在《水滸傳》研究中,這種研究方法表現得較為明顯,李恩普、李永先、陳久和、崔殿山、牛澍雨等的文章,均是如此。

第三,關于研究方法、學術創新與研究選題問題。陶文鵬研究員指出,近年來,研究課題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復是一個需要切實注意解決的問題。左東嶺教授認為,雖然四十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已經呈現出“成熟”的特點,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諸如大量平庸而乏新意成果的存在、文獻整理的缺乏深度與重復勞動、數字化文獻的流行與閱讀能力的退化、學術規范化與研究個性化的矛盾、理論方法的多元化與理論體系的原創性的差異、學術評估的量化要求與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項目的時間限制與研究質量的保障的沖突等等,都亟待學界加以認真對待。劉躍進研究員指出,對于古代文學研究而言,新材料的發現與使用非常重要,但一味強調新材料,忽略傳統學術,也很難真正認識到新資料的價值;古典文學研究回歸文獻學,強調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很有必要,但這種回歸也隱含著某種危機,長此以往,必將弱化對文學理論探尋的興趣,最終會阻礙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杜桂萍教授對當下戲曲研究中存在的新老交替中的青黃不接、研究深度的后繼乏力、戲曲理論與實踐的“兩張皮”、文獻發現與相關研究的疏離等問題提出思考,認為受制于固有的思維模式、體制制度障礙乃至惰性學術觀念,戲曲研究并未達到應然的理想境界。劉寧研究員認為,目前古代文學研究的缺陷,是學術個性的發展還不夠豐富和深入,應該讓改革開放的活力與理性,獲得更充分的發揚,并用這種活力和理性激揚學術個性。另外,她還認為,創新和學術個性的發揚,都難以預先規劃,作為研究者個人,應該自樹立、不因循;作為學界和社會,應該創造更為寬松自由的氛圍。

對古代文學研究,特別是對20世紀古代文學的研究作綜述,應當說是持續不斷的,如1959年吳曉鈴、胡念貽、曹道衡和鄧紹基在《文學評論》第5期上發表了《十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和整理工作》一文。但在70年代末之前,這類研究綜述,基本上是零星的,學術界并不太關注。研究綜述的大量涌現是在70年代末。從70年代末到現在,古代文學研究綜述,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開始到80年代前期。這一階段,伴隨著粉碎“四人幫”、“文革”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社會上洋溢著掙脫極“左”、解放思想的浪潮。各個領域里出現了撥亂反正的新局面。同時,隨著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西方的一些新的理論和新的方法再次被引進,進一步激發了人們的思考。在這方面,有不少古代文學研究者也是相當敏感的,他們從不同的方面,迅即開始了對“四人幫”借古代文學搞陰謀的批判和反思,不少報刊上,發表了一些這方面的論文。如:《文學評論》1979年第1期發表了丁振海的《談〈紅樓夢〉研究中的方法問題》。此文揭露了“四人幫”借評紅“搞陰謀”,“使《紅樓夢》研究工作遭受了一場空前的破壞”。又如:《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發表了王俊年、梁淑安、趙慎修的《建國三十年來近代文學研究的回顧》。此文明言:“本文不是三十年近代文學研究的全面總結,而是著重于清理多年來被林彪、‘四人幫’一伙搞亂了的思想,力求徹底打碎那無形的精神鎖鏈,以求對今后的研究工作能有所裨益?!边@一階段,類似上面例舉的這類研究綜述,大體上都帶有撥亂反正的時代特點。所謂“撥亂”,主要是撥“文革”、“四人幫”之亂,“反正”主要是返回到“文革”以前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上去。這一階段,還來不及對“文革”以前,乃至更長時期的研究,從學術上進行全面的回顧與反思。第二階段是從80年代后期開始,一直到現在仍在延續。這一階段處于世紀之交,步武前一階段,學術界回顧與反思的意識更加自覺,也相當全面,具有明顯的學術性。1986年,王瑤在全國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提出,文學研究要發展,應當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特別要研究近代以來,許多著名學術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績、經驗和教訓。王瑤的觀點,受到了重視①。

除了《水滸》外,《文史哲》還關注過《史記》的階級性問題、王維的山水詩是否“有毒”、《長生殿》的階級立場、杜甫的階級屬性以及思想傾向、劉勰以及司空圖的思想是否唯心、庾信是否愛國、《三國演義》是否有毒等問題。

三、未來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的展望。

從80年代后期開始,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反思,進展迅速,為整個文學研究領域,增加了新的內容,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受到了國內外的普遍關注。在這一階段,幾乎所有的學術期刊,多少不等地都發表了有關古代文學研究的綜述。有不少刊物,如《文學評論》、《文史哲》、《文學遺產》、《北京大學學報》等,還專門開辟了“百年學術”、“當代學術縱覽”、“學術史回眸”、“學術回眸與反思”等專欄。全國有不少出版社在這方面制定了計劃,相繼出版了一些專著,如:北京出版社2001年出版了張燕瑾、呂薇芬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趙義山的《20世紀元散曲研究綜論》。在這一階段,許多古代文學學術會議都把回顧與反思作為重要的議題。中國詩經學會成立以來到2008年,舉辦了八次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每次研討會上,都有關于《詩經》研究方面的綜述。80年代末,《文學遺產》編輯部主持過建國40年古典文學研究反思討論會。1996年在烏魯木齊召開的“世紀之交中國古典文學及絲綢之路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收到以回顧、反思20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為議題的論文36篇。1997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次會議的論文集中,收有這方面的論文19篇。同年,在哈爾濱牡丹江,由中國古代文學學會籌委會、《文學遺產》編輯部與黑龍江大學主辦的“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議題宗旨更為集中。這次會議的論文集題為《百年學科沉思錄:二十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199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有相關論文35篇。2005年3月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和西南師范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百年中國文學研究回顧與反思研討會”上,有關學者宣讀了20世紀關于杜甫、文言小說、六朝小說、唐代小說、明代小說、《鶯鶯傳》等的研究綜述②。在這一階段,基于對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的反思,有些出版社出版了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論著提要和包括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術經典著作。前者如北京大學1994年出版的喬默主編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此書帶有學術史的性質,其第一部分是《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用論著“摘要”的形式,展示了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重大的飛躍”。后者如東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民國學術經典文庫”,其中“文學史類叢書”有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史》、劉經庵的《中國純文學史》、李維的《詩史》等12種?!懊駠鴮W術經典文庫”的出版,不只是“為保存、借鑒這一時期的學術成果”,同時也是為了“促進當今學人在更高層次上考研民族文化傳統與現代化及西方文化的交接融合”③。編選出版這一類著述,本身就具有回顧與反思的意義。它們的再版,也有助于人們回顧和反思。這從張岱年為文庫所撰寫的《序》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文史哲》曾經還是對古代文學研究者與研究方法進行批判的陣地。在1954年下半年發動的批判胡適運動中,清算古代文學領域唯心主義的影響成了《文史哲》的重要使命,如1955年第5期刁云展等的《從胡適的“水滸傳考證”到何心的“水滸研究”》、1955年第5期趙儷生的《批判胡適反動的考據方法和??狈椒ā返?。尤其是1957年陸侃如被打成右派后,《文史哲》所刊發的批判文章將矛頭指向了他所開創的文學史研究體系,比如韓連琪和章茂桐的文章。1958年第11期馮沅君的《〈中國詩史〉初步批判——批判陸侃如并批判自己》,認為其治學方法是蔑視文學發展的規律。周來祥的《批判陸侃如反動學術思想》,則對其幾乎所有的學術文章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類似的批判文章相當不少,1955年第3期蕭滌非《評俞平伯在漢樂府“羽林郎”解說中的錯誤立場》、1958年第2期秦文兮《批判馮雪峰聶紺弩二人在水滸研究中的修正主義論點——對〈論水滸〉研究中引起爭論的幾個問題“的補充意見》、1958年第11期江水的《評〈怎樣閱讀三國演義〉》等等。

針對以上這些問題,與會學者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社會價值與發展前景進行了有意義的討論。劉勇強教授認為,充實了當代意識的、以功能意義為主導的發現性研究,至少可以是“下一個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在臺灣,與大陸的步伐大體一致。臺灣的不少學術研討會,多少都對相關的議題展開某種程度的反省批判。有些學校的中文系和學會還組織過這方面的專題研討會。如90年代,臺灣東吳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會主辦了《中國古典戲曲及小說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④。

粉碎“四人幫”是中國結束十年內亂、走向改革開放的重要契機,《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結束了被迫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徘徊的狀態。1977年第4期《文史哲》刊發陸侃如的《與劉大杰論杜甫信》,此信批評復旦大學劉大杰在其新版《中國文學發展史》中把杜甫說成是法家人物的觀點。1979年第3期蕭滌非的《關于〈李白與杜甫〉》,是學術界首次對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提出批評的力作。

第一,關于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問題。趙敏俐教授認為,需要加強對中國古代文學本質特征的研究,逐步建立起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文學理論體系,使之更符合中國古代文學實際,并在學理上有更加堅實的立足點。同時,要加強人文關懷,充分認識到“文學”的學科存在價值和意義,在提升當代中華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讓文學研究承擔起人文學科應該承擔的文化責任。

第三個階段是從2008年開始的。2008年,是回顧反思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第二個契機。對于中國人民來說,2008年是一個特別值得慶祝和反思的年份。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宣布“文革”結束,揭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從此中國進入了劃時代的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到2008年正好是30年。30年來,中國在各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進步。這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里也有明顯的表現。30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從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到走上久違了的常規研究的康莊之路,學術研究的政治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國家對學科予以空前的重視和支持。思想解放、實事求是深入人心,泛政治化研究模式被突破。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在許多方面得到了更新,增強了創新意識,拓展了研究領域,大量的研究論著和史料整理成果相繼問世。凡此種種,表明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成就巨大,有許多經驗,當然也有一些教訓。在新的形勢下,古代文學研究如何繼續進展。這些都需要回顧和反思。通過回顧和反思,守正求新,與時俱進,提升理念,開闊視野,恢弘氣度,拿出更多的符合時代要求的、富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這一點已經成為許多研究者和報刊的共識?!段膶W遺產》在2008年第1期,以“古典文學研究三十年”為題,作為首要欄目,在編者按語中,強調了總結改革開放30年古典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并發表了袁行霈的《在廣闊通達的道路上前進》等三篇相關的論文。接著《文學評論》在2008年第4期,開設了“新時期三十年中國文學研究”欄目,并把它作為首要欄目,發表了關愛和、朱秀梅的《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三十年》一文?!段氖氛堋纷?007年起開辟“當代學術縱覽”專欄,對文、史、哲諸學科作全景式的深度反思與展望,古代文學方面刊發了張毅等的《文學研究的價值取向與理論視閾》等文章。另外,2008年的4月18日-20日,在河南省開封市召開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同河南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改革開放30年與中國文學研究”研討會,3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8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者從學科史、學科建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具體的研究領域以及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研究等多方面,就30年來取得的成就、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發展趨向等問題進行了探討和交流⑤。從2008年開始,除了涵蓋長時段的研究綜述繼續涌現之外,有關30年來的研究綜的論文述迅速增加。兩個方面互相補充,使研究綜述繼續向前進展。

不過,學術上的撥亂反正并非一蹴而就,政治批判的慣性有其延續性。因此,在古代文學領域的“揭批”很快在《文史哲》開展起來。如1977年-1985年,董治安、蕭滌非、楊柳橋、陳澉等人發在《文史哲》上的文章,仍然使用的是政治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第二,關于研究方法的突破與創新、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前景問題。針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陶文鵬研究員提出三點建議:首先是繼續大力弘揚創新精神,因為改革開放的精神就是創新精神,古代文學研究也要善于發現與解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新的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續開拓創新;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學研究的改革開放,還必須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會貫通;最后,要大力加強古代文論的研究。郭英德教授認為,古代文學研究作為傳統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必須要從“認識自身”、“反思傳統”起步,這對加強和提升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守正出新”。劉躍進研究員指出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未來發展,在于研究方向上要回歸經典,文學史書寫上要構建以中國多民族文學為中心的“中華文學”思想體系,研究方法上要以文獻實證為主、但不廢棄必要的理論探索。劉勇強教授重申了“發現性研究”的重要作用,總結了這種研究方法在調整文學史的座標體系、對文本推陳出新的“再發現”闡釋、探索古代文學作品對人生經驗超越時空的思考以及古代文學的當代價值方面理論意義。杜桂萍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曾拉動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當下的戲曲研究也應該“讓思想沖破牢籠”。劉石教授指出,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有兩個趨勢值得注意,一個是要充分利用新文獻;另一個是拓展現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學的深度,尤其要注意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來提升古典文學研究。張晶教授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對古代文論研究的走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將建立在權威可靠的文獻基礎上的“闡釋”作為古代文論的提升途徑,并且要重視闡釋的深度與系統性。

隨著思想領域的進一步解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迎來了新一波的“西學東漸”浪潮,這也是古代文學研究領域新方法新視角風起云涌的時期。但這種狀況并沒有在《文史哲》得到及時的反映。聚集在《文史哲》周圍的老一輩學者,對新方法新視角懷著某種戒備心理,《文史哲》正反映了學術界的這種心理。

最后,劉躍進研究員總結認為,實事求是,對具體材料作具體分析,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也是未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理論方向。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取得的重大成就證明,四十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破除的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壁壘,而且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各行各業的迅猛發展。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全面反映著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帶來的輝煌成果。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在回歸經典、回歸傳統中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古代文學必將在新時代開啟新的起點。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綜述,由于綜述的對象、目的不同,也由于論者和論著體制的差異,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局面。論著的類型頗多,涉及的范圍和內容相當廣泛。下面,就其論著的主要形態和涉及的內容、范圍,試作初步的概括。

這個時期《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彰顯著山東大學文科學術的特色。以牟世金先生為核心,《文史哲》刊發了一批具有學術分量的古代文論文章。其他如以袁世碩先生為核心的明清小說研究、張可禮先生為核心的六朝文學研究、龔克昌先生為核心的辭賦研究、劉乃昌先生為核心的宋代文學研究等,構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學研究的主體。

關于研究綜述的形態,主要有四種:

《文史哲》還一直是辭賦研究的重要園地之一。龔克昌先生早在1980年代初就發表了多篇對漢賦重新評價的文章。許多重量級的辭賦研究專家,如康達維、鄺建行、曹道衡等,也都在《文史哲》刊發了論文。1990年第5期還是辭賦研究???。

一是論文。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如前所述,由于不少學術刊物重視反思與回顧,相繼發表了許多關于研究綜述方面的論文。論文的撰寫,需要的時間相對地短一些,也便于就某一方面作專題總結,能夠及時刊登,因此學術界從開始進行回顧反思直到現在,大多采用這種形式。有關這方面的論文,除了發表在學術刊物上,還常常見于許多綜合性的論文集。從目前看,論文是研究綜述的主要形態。

“學者談治學”是《文史哲》這個時期頗具特色的欄目,所刊發的多位學術大家治學方法對于青年學人極有裨益。

二是專著。與論文相比,專著的撰寫,需要更多的學術積累與思考,自然需要更長的時間。專著的出現始于20世紀90年代,比論文的產生要晚一些,但發展得很快。如:199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王瑤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和2002年出版的陳平原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吳云的《20世紀中古文學研究》等。

進入新世紀以來,《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面臨著諸多挑戰,諸如學術風氣日趨浮躁,學者們越來越不安于枯坐寂寥的書齋,學術論爭和學術批評的熱情減退;電腦網絡的便利使得學者們對閱讀文獻逐漸失去耐心等等。面對著學術界的種種亂象,《文史哲》的古代文學研究積極提倡能夠貫通文史哲學的學術風尚。

三是叢書。這種研究著作,多是在世紀之交由出版部門和學者聯合、共同策劃的大型的系列研究著作。其中,有的依據朝代分卷分冊,如北京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由張燕瑾、呂薇芬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古代文學部分,以朝代分為《先秦兩漢文學研究》卷、《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卷、《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卷、《宋代文學研究》卷、《遼金元文學研究》卷、《明代文學研究》卷、《清代文學研究》卷和《近代文學研究》卷,共8卷、11冊。有的按體裁來分冊,如2005、200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傅璇琮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科學學術研究史叢書·文學專輯》,分為《中國詩學研究》、《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中國詞學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國戲劇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等。

《文史哲》60年的風雨歷程是相當不尋常的。歷次政治運動、意識形態觀念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干擾以及學者們所經歷的心靈創痛,當代學術環境中學者們內心的徙倚彷徨、浮躁不安、進退失據,都在《文史哲》留下了明晰的印記。當然,它也清晰地記錄著對學術尊嚴的捍衛,對人文精神的堅守。

四是分散載于多種論著中。自80年代后期開始,在許多研究論著中,或設專編、專章、專節,或在其引言、前言中,或采用附錄的方法,常常用相當大的篇幅,載有研究綜述。這方面的研究綜述,數量很大。如: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寧宗一、陸林等編著的《元雜劇概論》,全書四編,其中第一、二編屬于研究綜述。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胡傳志的《金代文學研究》第一章第一節為《金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的孫明君的《漢魏文學與政治》,其中有《20世紀建安文學研究反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李定廣的《唐末五代亂世文學研究》引論一、二分別為《前人對唐末五代文學的主要觀點及其缺憾》、《研究成果的分布與研究方法的運用狀況及其薄弱環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孫康宜的《詞與文類研究》附錄二為《北美二十年來詞學研究—兼記緬因州國際詞學會議》。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畢士奎的《王昌齡詩歌與詩學研究》第五章是《王昌齡研究綜述》。同年,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趙建坤的《關漢卿研究學術史》,第一編是《關漢卿研究學術綜述》。

關于研究綜述的內容和范圍,大體上可以分為綜合性和專題性兩種。所謂綜合性,主要是從整體上對古代文學研究進行回顧與反思。有論文,也有專著。論文如徐公持1998年發表的《四個時期的劃分及其特征——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近代化進程論略》⑥。此文從綜合、宏觀的角度,縱橫結合,把20世紀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大體上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為1900年至1928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起步時期。第二時期為1928年至1949年,這是學科近代化的發展時期。第三時期為1949年至1978年,這是學科的統一時期,也是近代化的曲折時期。第四時期為1978年至今,這是學科撥亂反正和多元化時期,也是近代化的再發展時期?!闭撐膶γ總€時期研究的大體面貌和特點作了概括性的論述。專著如上面列舉的張燕瑾等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此書分為10卷12分冊。其中,除兩冊屬于現當代文學研究綜述外,其他全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綜述。全書每卷著眼于所含時代的文學研究的整體,兼顧各種文體、重要作家作品和流派研究,基本上綜述了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演進歷程和歷史特點。

與綜合性的論著相比,專題性的更多。專題性的研究綜述,是就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某一范圍和某一問題作綜述。

史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20世紀在文學史料的發現、鑒別和整理等方面,成績卓著。許多研究綜述就這方面進行了總結。除了綜合性的論著中有所體現外,更多的是專題論述。如:李明杰的《20世紀中國古籍版本學史研究綜述》,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3年第2期。陳力的《二十世紀古籍辨偽學之檢討》,載《文獻》2004年第3期。何新文的《二十世紀賦文獻的輯錄與整理》,載《文獻》1998年第2期。苗懷明的《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小說史料的重大發現與整理》,載《文獻》2000年第4期。黃靈庚的《〈楚辭〉文獻學百年巡視》,載《文獻》1998年第1期。張興吉的《二十世紀〈史記〉版本研究的回顧》,載《文獻》2004年第3期。王兆鵬、劉尊明的《本世紀唐五代詞的文獻整理與研究概觀》,載《文獻》1999年第3期。黎薔的《20世紀西域古典戲劇文本的發掘與研究》,載《文學遺產》2003年第3期。崔小敏、梅新林的《〈西游記〉文獻學百年巡視》,載《文獻》2003年第3期。

中國古代重要的作家作品、文論家及其論著,是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學理論的支柱,自古以來,特別受到青睞。20世紀,仍是研究的重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也突出地表現在這些研究重點上。因此,重要作家作品、文論家及其論著的研究,自然成為研究綜述的熱點。從已經發表和出版的論著看,大多數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文論家的論著的研究,都有研究綜述。如:褚斌杰的《百年屈學》,見其著《楚辭要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曹晉的《〈史記〉百年文學述評》,載《文學評論》2000年第2期。吳云的《“陶學”百年》,載《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葛景春的《李白研究五十年》,載《山西大學師院學報》2000年第3期。劉明華的《現代學術視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顧與前瞻》,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洪迎華、尚永亮的《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顧》,載《文學評論》2004,年第5期。饒學剛、朱靖華的《20世紀蘇軾文學研究述略》,載朱靖華、劉尚榮主編的《中國蘇軾研究》第1輯。梅新林、葛永海的《〈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顧》,載《文學評論》2003年第1期。張錦池的《〈紅樓夢〉研究百年回眸》,載《文藝理論研究》2003年第6期?!逗幽辖逃龑W院學報》在2003年開設“百年紅學”欄目,三年來,這個欄目共編發了數十位有關紅學研究綜述的論文達87篇之多,成為紅學研究領域重要的學術專欄。

百年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者,人數眾多,但創見多、影響特別大的是那些大家巨擘。他們的著述具有標志性,富有生命力,為海內外所嘉許。90年代以來,他們的不少著述逐漸得到重新整理和出版。要回顧百年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他們的著述自然會受到特別的關注。由于上述原因,許多研究綜述,對這些大家巨擘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前面所列舉的王瑤和陳平原分別主編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選擇了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吳梅、陳寅恪、胡適、郭沫若、郭紹虞、孫楷第、朱自清、鄭振鐸、游國恩、聞一多、俞平伯、夏承燾、吳世昌、王元化等33家,綜述了他們研究古代文學或古代文論所走過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此外,還有不少論著就一些研究大家作了綜述。這方面的研究綜述,論題集中,述評細致,從個體的角度,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歷程中的豐富多彩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演進歷程中,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也有各種形式的關于文學研究的論述,但由于很少有自覺意識,基本上處于自在的狀態,因而顯得零星,沒有形成系統。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有了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學研究綜述。這些研究綜述對于我們了解以前、特別是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和推進今后古代文學研究的進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從一些研究綜述中,我們可以看到,百多年來許多卓有成就的古代文學研究者,都不是簡單的“為學術而學術”,而是胸懷一個“志”。這個志就是愛國。他們研究學術的根基和動力是愛國。許多學者基于救亡、強國的憂患意識,或者基于使中國由傳統走向現代化的訴求,克服了重重困難,頂住了種種壓力,以學術為生命的寄托,為自己的本分,甚至不惜生命,孜孜砣砣,專心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他們的高尚人格和精神境界,垂范后世。他們取得的許多重大成果,富有生命。他們當中,有些繼承了清代樸學的學風,搜集、整理、考據文學史料,為后人繼續研究提供了方便。有些既有扎實的國學基礎,又接受了西學的浸潤,努力兼融中西,注意會通,以超邁的胸懷,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展開研究,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歷程中,留下了座座豐碑。

第二,這些研究綜述比較全面地總結了古代文學研究各個方面已經取得的成績,表現了后來的研究者對前人勞動成果的尊重。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里,自古迄今,有許多學人,辛勤耕耘。他們取得的成果,應當受到尊重和肯定。他們的寶貴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同時還告訴我們,文學研究具有歷史傳承性,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個人所取得的成果只是其中的點滴。文學研究涉及許多方面,難以窮盡。新的時代對文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應當把前人的成果作為階梯,繼續攀登。

第三,不少研究綜述,有回顧,也有前瞻?;仡櫜糠?,常常含有大量的信息。通過閱讀回顧部分,我們可以用較短的時間,大體了解古代文學研究在哪些方面已經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成果,存在哪些薄弱環節,還有哪些盲點。有些綜述能把綜述和分析歸納結合起來,如段啟明、汪龍麟在其主編的《清代文學研究》中總結了20世紀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指出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兩種:“即傳統治學方法的革新與外域方法的引進?!眰鹘y的治學方法主要指乾嘉樸學,“目錄學、??睂W等大多屬于這一方法論體系,但已被20世紀的學人融進了新的內容。外域方法的引進在20世紀學界也從未間斷,且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側重”⑦。又如:常森對20世紀先秦散文研究成果在綜述的基礎上,把后半個世紀的研究方法分析歸納為兩大基本范式:“存在決定意識”范式和“元素分析范式”。認為“元素分析范式”是“從‘現代’文學立場上把握先秦散文之價值的范式”⑧。像這樣的分析歸納和理論提升,對今后的研究方法會有所啟示。還有一些研究綜述,前瞻部分寫得相當具體,有深度。喬以鋼在其《近百年中國古代文學的性別研究》一文中,在回顧百年研究狀況之后,用約五千字的篇幅,從九個方面,對今后研究應當注意的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論述⑨。這是富有建設性的。顧后而瞻前,使我們以后的研究能居于前沿地位,避免重復勞動,把精力集中在創新上。這方面,我們是有教訓的。有的研究者做研究,忽視查閱已有的成果,不注意研究的動態,往往閉門造車,結果是有些課題,別人已經研究過,并且有了為學術界所認可的成果,還繼續在這方面浪費時間。相反的是,有些史料有待搜集和整理,有些課題,有待探討,卻很少有人問津。有了研究綜述,我們想做某一方面的研究,應當先閱讀有關的研究綜述,會減少一些盲目性,使自己的工作有意義,有新的創獲。

第四,不少研究綜述使我們知道,古代文學研究同其他學術研究一樣,經常受社會條件、政治氣候和各種理論的制約。古代文學研究不可能游離于社會、政治和理論之外,但又有自己的獨立品格,有自己內在的演進規律。百多年以來,由于社會的動蕩、政治的嚴重干預等原因,古代文學研究曾經出現過低谷,甚至停滯和慘遭破壞。就某些學派和個人來說,或者囿于某種學術觀點,或者受某種風氣的影響,在研究中,出現了某些錯誤的傾向和失誤,有不少教訓。這些錯誤傾向、失誤和教訓,也是一種財富。在這方面,許多研究綜述,不同程度地作了介紹。通過閱讀這些綜述,認真思考過去的錯誤傾向、失誤和教訓,對我們以后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與此相反的是,一旦社會和政治等環境適合文學研究時,它就會健康地向前推進。20世紀80年代以來,雖然有一些消極的因素對古代文學研究的進展不利,但從總體上看,是百年來最好的時期。30年來,我們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我們應當倍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大好時機,努力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第五,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許多研究綜述是建立在廣泛搜集史料的基礎上的,把一些分散的、不易查找的論著加以整理、綜合,做了總體的展示。有些研究綜述,已經帶有學術史的性質,為今后研究和撰寫學術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積累了重要的史料,提出了不少值得今后編撰學術史參考和繼續探討的問題。

研究綜述是一種新形態的文學研究的研究。30多年來,蔚為大觀,成就巨大。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仍在繼續發展,以后也是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中的一種長期需要和存在的形態。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指出:“一種學術到了一個時期,也有總結賬的必要。學術上結賬的用處有兩層:一是把這一種學術里已經不成問題的部分整理出來,交給社會;二是把那不能解決的部分特別提出來,引起學者的注意,使學者知道何處有隙可乘,有功可立,有困難可以征服。結賬是結束從前的成績,預備將來努力的新方向?!雹?br /> 胡適所說的“總結賬”的含義,近似于現在的“研究綜述”。他的這段言論,當時雖然是就整理國故而言,但其基本精神也適用于古代文學研究。為了使研究綜述繼續發展,不斷提高,我們對以往的研究綜述,應當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找出不足,不斷地發展這一新的研究形態。為了發展這一新的形態,大體上有兩方面尤其值得我們重視:一是拓展范圍,二是理論深化。

綜觀以前的研究綜述,就關注的范圍來說,大多數主要限于中國的大陸,對國外和臺灣、香港等地區涉及得較少。許多信息說明,中國的古代文學,早已越過了國界,為日本、韓國和歐、美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者和讀者所看重,而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有少數有中譯本,還有許多沒有中譯本。隨著中國在國際上地位的不斷提高,國外喜愛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人,會越來越多,研究的成果會不斷涌現。就國內來說,臺灣和香港,一直是該領域的重要陣地。20世紀后半期,臺灣和香港受到的干擾較少,取得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厚。以前的研究綜述,由于種種條件的局限,對國外和臺灣、香港等地區的研究成果涉及得較少,有些根本沒有涉及。這是一大缺憾。今后的研究綜述,應當放眼世界,打破局限,把各地的相關研究納入綜述的視野之中,從而提供更全面的研究信息和更多的啟示。

古代文學研究的各種成果的產生,盡管離不開時代,離不開社會環境,但也與研究者的主觀世界密切相關。歷代許多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者精神境界的外顯,是他們生命的寄托。從這一角度來說,綜述以前的文學研究,至少應當顧及研究成果和研究者這兩個方面。但以前的研究綜述,大多主要著眼在研究成果上,而忽視了對研究者的研究,常常給人的印象是“見物不見人”。忽視了對研究者的研究,有許多問題,就難以給人以深刻的理解和啟迪??v觀百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歷程,有兩個特殊的時期,尤其值得關注。一個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當時生活在同樣的戰亂不斷、顛沛流離、政治黑暗的艱難環境中,許多學者保持氣節,焚膏繼晷,從事研究,作出了貢獻,而與此相左的是,有個別人,卻喪失了民族氣節,乃至為敵人效勞。另一個是“文革”十年動亂時期。許多研究綜述,論及這一時期,往往在用“噩夢”、“浩劫”之類的詞語予以否定之后,再用“斷裂”加以概括,或者簡單地用“蕭條”、“荒蕪”之類的斷語,一筆帶過。上述簡單的做法,其結果是很容易造成對十年動亂這段歷史的遮蔽和遺忘。其實,對所謂十年動亂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的“斷裂”、“蕭條”和“荒蕪”,還可以作些深入的分析。單就主觀方面而言,有些明顯的事實值得思考,如:為什么在“文革”期間,有不少愛好和研究古代文學的知識分子投入了或想投入這場“革命”,有些人還寫了一些今天看來毫無學術的文章?為什么許多同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已經成名的學者,在十年動亂中會有不同的表現?其中有什么教訓值得后人汲取?從這方面思考,今后的研究綜述,有必要擴大范圍,把研究者納入研究的視野。這樣做,可能會深入一些,總結出更多的能給人以啟示的理論和某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

我國歷來在重視古代文學研究的同時,也注意做古代文學的普及工作,努力讓大眾享用優秀的古典文學遺產。清代編印的《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在不斷的印行,讀者之多,難以計數,影響之大,不易估量。20世紀60年代前后,一些出版社相繼編印了一系列的古典文學普及叢書,如“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和重要作品選注。這些叢書,使百千萬讀者獲得了古典文學的基本知識,得以欣賞古典精品,成為他們重要的精神食糧。自80年代開始,又興起了古典文學鑒賞熱,相繼出版了多種形式的鑒賞著述。這些著述,有助于人們陶冶情操,凈化心靈。百多年來,許多專家學者以極大的熱忱投入了這項工作,撰寫了大量的普及性讀物和賞析文章。應當說,經由幾代許多學者和出版單位的共同努力,以前我們在古典文學的普及方面,成績巨大,有豐富的經驗,當然也有教訓。但遺憾的是,就已經發表和出版的研究綜述來看,可能是由于把普及古典文學這一工作看得過于簡單,很少考慮古典文學普及著述的一個重要特點:把學術性和普及性融合在一起,寫起來有很大的難度。因此在考慮撰寫研究綜述時,很少涉及這一方面。其結果是有許多問題,如:如何正確評價以前的古典文學普及工作?有哪些經驗和教訓?普及同研究之間有怎樣的關系?如何作好普及性和學術性的融合?今后如何正確處理研究和普及的關系?面對新的形勢和國內外新的接受者,怎樣普及?要解決上述問題,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拓展研究的范圍,把以前的古典文學的普及工作,納入我們研究的視野。

綜合閱讀已經發表和出版的大量研究綜述,可以發現這些研究綜述的質量是有相當差別的,大量的研究綜述多是限于事實的敘述和論點的歸納。對文學研究事實的存在之故、變遷之由之類的深層問題,或不及,或論述單薄。事實的敘述和論點的歸納,對今后的研究是有益的,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不能滿足于此。如果滿足于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今后研究的創新。熟悉古代文學研究的人都知道,在該領域里,有不少已經研究過的問題,有待從理論上和方法上進一步深入探討。如政治環境與古代文學研究的關系問題。20世紀,政治化傾向深深地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古代文學研究很難回避政治的影響。許多研究綜述關注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政治環境,這是符合實際的,有益的,但有待深入。政治至少應當包括政治權力機制、政治規范、政治心理、政治信仰等內容。百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到底在政治的哪些方面受到了影響?政治以何種方式、在多大程度左右、影響了它的走向?主要特點是什么?如何評價?諸如上述問題,都需要進一步探討。

從五四運動開始,馬克思主義通過各種途徑,傳人了中國。不少研究者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并且用來指導研究古代文學,使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當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運用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偏向和錯誤。在這方面,許多研究綜述有所述評,但有待深入。有些研究綜述對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階級分析方法過程中,出現的庸俗化、機械化、簡單化和亂貼標簽等現象作了述評,這是重要的,其中的教訓,值得我們汲取。但對用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卻不太重視,缺乏深入的分析。對新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許多研究綜述,關注的重點是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而很少研究如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原則問題?,F在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里,忽視了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被淡化了。這些現象的出現,是否與我們在回顧和反思中,對馬克思主義在指導古代文學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和出現的問題,缺乏深入分析有關?還有,新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呈現出多元格局。不少研究綜述指出了這一點。但我們提倡多元格局的目的是什么?如何評價新時期的多元格局?對于上述之類的問題,有必要加以探討。

古代文學研究中,還有許多問題,如多種文體的起源、文學史演進的階段的劃分,某些作品的作者和寫作時間等,有些從很早開始一直到今天,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且這種現象可能還會延續下去。對同一個問題,為何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認識?如何解決這一類問題?這恐怕不能止于一些綜述所概括的一些觀點所能解決,而應做深入的思考。這是否應從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上加以分析?不深入到理論層面,不考究研究方法,回顧反思,只能停止在淺層次上,自然也難以使相關的研究有所超越,有所創新。

撰寫研究綜述是一種嚴肅的學術研究工作。為了彌補以前研究綜述的缺欠,繼續發展這一形態,我們應當全面地掌握國內外的史料,努力提高理論素養,加深專業根底。要少寫“急就章”。應當多積累,多沉思。在時間上,需要拉開一定的距離。這樣做,寫出來的綜述,會全面一些、客觀一些、深刻一些。水平高的研究綜述蘊含著創新的因子,能給人們提供大量信息和許多啟示。我們期待著高水平的研究綜述不斷涌現。

注釋:


參閱陳平原:《小引》,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參閱黃菊、饒馥婷:《百年中國文學研究回顧與反思研討會綜述》,《文學評論》2005年第2期。

③ 參閱《民國學術經典文庫·編選說明》,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引自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第93-94頁。


參閱武新軍:《“改革開放30年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綜述》,《文學評論》2008年第4期。


載《文學遺產》編輯部、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編:《百年學科沉思錄:二十世紀古代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段啟明、汪龍麟主編:《清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31頁。


常森:《二十世紀先秦散文反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74、181、182頁。

⑨ 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⑩ 《胡適文存》二集,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第8頁。

You may also like...

發表評論

電子郵件地址不會被公開。 必填項已用*標注

網站地圖xml地圖
福建十一选五中奖奖金